重塑国际话语权，“人文社科无用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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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按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深圳卫视直新闻为此特别推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系列评论。昨天发表的第五篇《下决心解决“挨骂”问题后，要注意些什么？》指出，改进国际传播工作，要加强理论建设，但不对外输出制度；要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和争取大多数；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以下是系列评论的第六篇。
1970年12月，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在演讲“话语的秩序”中谈及，话语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强大力量”，由此提出了“话语权理论”的基本概念——话语即权力。
在国际政治之中，话语权表现为一种确立规则和让规则被接纳的能力。按照现实主义理论，权力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强迫，也是最常见的权力表现形式；第二类是议程设置，即对选择范围进行引导和限制；第三类则是潜意识塑造，让权力的指向成为被制约者的主动选择。
话语权属于上述的第三类权力，“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带路党”这些形形色色的概念都是具象化的范例。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话语权力最大的威力在于其“潜意识”属性，一旦确立，可谓“润物细无声”，影响力极强，难以察觉，更几乎难以根除。因此，话语权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地位的高地。
某种意义上，福柯的“话语权理论”并非是一种发明，而是对西方世界舆论操纵的政治传统的一种总结。很多人认为西方世界没有官方层面的舆论操作，其实不然。以美国为例，114年前，也就是1917年，美国就在联邦政府层级建立“公共信息委员会”，专职负责国际舆论战。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话语权的争夺更是于冷战期间登峰造极。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设立旨在“突出美国观点，减少苏联观点”的“美国新闻署”。1960年代，肯尼迪政府进一步将美国新闻署的目标明确为“让全世界人民相信美国有资格在全球范围内担任领导性角色”。
而为什么时至今日，美国给人一种没有“舆论战正规军”的感觉呢？因为冷战后，这些国家层级的舆论战力量全部解散，正所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但这种舆论操纵的政治传统却随着美国广播理事会和美国国籍媒体署等半官方的机构而一路传承至今。
这也是为什么当前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明显居于优势地位，中国面对的从来就不是一群散兵游勇，而是有着百年经验的舆论操纵高手。值得警惕的是，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言，这种话语权的缺失非常危险，亟待解决。
第一，重塑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从正确认识这一概念开始。中国社会传统上将“话语权力”视作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一种延伸，尤其认为在国际政治当中，话语权的大小取决于国家实力的强弱，所谓“弱国无外交”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问题是，这一认识其实是反事实的。以中国自身为例，中国当前在全球国家实力排名第二，这点毫无争议；但很难说与此同时，中国就拥有世界第二的国际话语权。比如说气候问题，这一全球议题的话语权历来掌握在欧洲国家手中，中美都要居于其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5月31日所言，“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必要性就在于话语可以超出国家实力，反过来决定国际政治的权力地位构成。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国际传播者才能认识到，话语权的重塑不会是一个随着大国崛起而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相反需要投入更长期，也更具针对性的智慧。
第二，重塑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行之有效的不断发声。1927年，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呼吁，要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相较于近100年前，今天的中国到了一个“有声”的程度了吗？远远没有。数据显示，全世界国际新闻的90%由西方媒体提供，其中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三大西方通讯社直接包揽了80%以上。而以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为载体的新闻只占到全球总量的5%。根据国内媒体的调查，不到50%的国际受众了解中国信息的渠道是西方媒体，约40%是本国媒体，仅10%左右是中国媒体。
这也是为什么总书记强调，“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因为某种意义上当前已经到了一个不下大力气不行的阶段了。话语权的建设需要经历一个“有人听”“愿意听”“让人听”“必须听”的过程，没有足够的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根本无从谈起，遑论与欧美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幸运的是，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中也蕴含着时代的机遇。以TikTok为代表的中国社交媒体出海表明，拥抱技术和平台创新有望让中国实现国际话语权上的“弯道超车”。中国现在能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就是持之以恒地建设国际传播力量，并勇敢地发声下去。
但这种发声不意味着是杂乱无章或是僵化乏味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它应该是一种“真的声音”，一种“可以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的声音。用总书记的话来说，“传播好中国声音”，就是要“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所谓“真的声音”就是在宣扬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不避讳中国发展中所出现的挑战。这一方面可以体现出一个大国的自信与胸襟，也可以在全人类所共通的艰难困阻中寻求一种慰藉和共鸣。
遗憾的是，目前而言，中国的国际传播普遍存在“多宏观、少微观”的问题，没有考虑国际受众的需求，更没有放下身段在文化内核和传播技巧上打动他们，往往陷于一种自说自话之中。问题一方面在于中国的国际传播者是否了解国际受众真正所希望看到的内容，另一方面则在于对于相关内容的宽容度是否足够。
此外，在传统的国际传播操作之下，欧美往往被作为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但如同总书记所言，“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如何利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来解构西方世界的看似铁板一块的话语权体系，并团结尽可能多的国家支持中国的合理诉求，将是未来中国的国际传播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第三，重塑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人文社科的发展。表面上，话语权的构建看似是国际政治的博弈，但其本质是以意识形态的创新，概念和逻辑的重塑，以及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有效输出为基础，必须依托于人文社科领域的极大繁荣。
事实上，当前国际政治中所流行的话语概念，如 “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软实力”“权力转移”“全球化”“全球治理”“人道主义干预”等概念，无不出自西方世界。
反观中国，无论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还是国际关系学等各领域，本土发展而来的话语概念寥寥无几。但这不意味着应该弃绝西方的人文社科成果，“人文社科无用论”这种至今仍大行其道的歪理邪说更是要不得。某种意义上，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滞后要比媒体发展上的悬殊对比更能在长远角度拉大中国与西方在话语权方面的差距。
成功重塑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在于兼容并蓄，以开阔的胸襟吸收世界人文社科成就并为我所用，同时结合中国实践，结出中国人自己的璀璨成果，真正意义上为全世界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